第33卷第1期大连大学学报vol.33no.1 2012年2月journal of dalian university feb.2012
浅论民俗在社会发展中的现实意义
王万涛
(大连市史志办公室,辽宁大连116001)
摘要:民俗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特殊的精神和文化现象,是我们祖先留下的一份极其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民俗是一种广泛的社会存在,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巨大载体和民族认同的纽带。民俗是凝聚民族精神的粘合剂,是展示国情地情的主渠道,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大舞台,也是法制建设的奠基石。深入研究和不断发扬优秀的民俗传统文化,对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民俗文化内涵;民俗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民俗文化的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k8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395(2012)01-0078-05
收稿日期:2011-10-22
作者简介:王万涛(1947-),男,大连市史志办公室编审、研究员,大连市史志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大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从事大连地方史编撰及民俗文化研究。
引言
民俗是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受自然条件变化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经过漫长的积淀和洗炼而逐渐形成的,绝非下里巴人的“雕虫小技”,而是丰富且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应该登上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雅之堂。广义上的民俗五彩缤纷,无处不在,几乎充斥于整个社会生活中人们在心理、行为和语言的方方面面。那些具有鲜明特点的民俗活动和民俗现象,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特征的具体标志,由此而衍生的向心力、凝聚力是无法用数字来衡量的。即使在极其严肃的场合,也有民俗现象的展露。如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身着各式服装的人民代表济济一堂共商国是的场面,服饰的民俗特点便彰显出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主题,民俗的魅力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俗文化亦是一种无声的政治语言。
一、民俗的文化内涵
在中国,风俗一词最早见于《诗·周南·关睢序》中关于“美教化,移风俗”的记载。《汉书·地理志》对风俗亦有记载:“凡民禀五常之性,而有刚柔缓急声音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是风俗之事也。风与俗对则小别,散则可通。”“风”与“俗”在古代是有严格区别的。古人认为,因自然环境不同而形成之习尚谓之“风”;由社会环境的差异而形成的习尚称作“俗”。中国古代专门研究风俗的著述,有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晋代周处的《风土记》等。但均为讨论一时一地的风俗,尚无研究中华五千年各时各地风俗的通书。
到了晚清,张亮采撰写了一部总结传统风俗演变的历史著作《中国风俗史》,该书是基于现代视野而完成的“风俗通史”,他在书的《序例》中对风俗的成因进行了论述,指出“风俗呜呼始,始于未有人类以前,盖狉榛社会,蚩蚩动物,已自成为风俗。至有人类则渐有群,而其群之多数人之性情、嗜好、言语、习惯,常以累月经年,不知不觉,相演相续,成为一种之风俗。”[1]从以上论述中我们不难领会出这么几层意思:一是风俗首先以群体做基础,是群体共同具备的特征,不是个体现象;二是风俗的形成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非一朝一夕之功;三是风俗是一个人群共同遵守的自觉行为,并相沿成习,世袭传承。风俗形成的根源,是由人的社会性决定的。这为我们界定风俗的内涵做了科学的诠释,是进行民俗研究的理论依据。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也曾经说过,“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2]因此,风俗的形成,是自然与社会环境同时交互陶冶于人类的结果。累代相沿成风,群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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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习成俗。故风与俗是融为一体的错综复杂的精神和行为现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共同的生产实践和社会交往中形成的一种不自觉的信仰意识,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自然、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些共同观点和看法。他不仅对人们的思想、生活和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而且是人们自觉自愿遵守的民间法则,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地域性、社会性和传承性。因为风俗主要表现在人民群众身上,故称之为民俗。
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在国际交往中,民俗行为就上升为国家行为(如服饰、礼节)。一个国家有基本的风俗习惯;国中的各类人群(民族的或地域的)在国俗之下,又存在各自风俗习尚的差异;在各类人群中的不同环境里(自然的或社会的),民俗也有各自不同的表现形式。总之,风俗既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一种社会形态,从生产到生活,从物质到精神,从心理到语言再到行为,充斥各个领域、各种场合,既无始又无终。可见,风俗是国家或是民族的文化大观,或可称之为文化的标签,其深邃的文化内涵是国家灵魂和民族精神强有力的支撑。民俗是一个地区人群总体风貌的心理和行为特殊法则,对小至一个地区大至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巨大的影响。故可视之为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和底蕴。
“道德是人们在长期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行为规范,虽然它没有法律的权威性,也没有某种社会机构来执行,但却以舆论及人们相互间的制约,来影响着人的观念和行为。风尚则更为普遍和具体,它是道德的延伸,以各种习惯和风俗来制约人的行为。”[3]如何挖掘民俗文化的精髓,使其不断发扬光大,不仅是振奋民族精神和经济建设的需要,更是中华民族长治久安永远立于世界民族不败之林的需要。温家宝总理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促进哲学社会科学、广播影视、新闻出版、档案事业发展,繁荣文学艺术创作,加强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增加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民俗文化活动许多内容已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和保护;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民俗节日列为法定公休日,这些都充分说明政府对民俗文化的重视。如何更加深入地挖掘、整理、研究和发展民俗文化,使之更好地为改革开放的大局服务,是历史文化工作者和社会学家一项艰巨的任务。
二、民俗是生产力发展到
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产物
民俗做为一种特殊的精神和文化现象,是我们祖先留下的一份极其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它反映了历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对自然界的认知能力,表现了民族的、区域的习惯心理、伦理道德,具有巨大的舆论作用和行为约束力。即便是社会制度发生剧烈的变动,民俗做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法则却并不受很大的影响。从封建社会至今,中国经历过数十次的改朝换代,但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重阳节等传统民俗节日,不管从内容到形式都没有太大的变化,代代相传,经久不衰;人们的饮食、礼仪、人际交往、游艺等习俗并没有因改朝换代而发生大的改变,这正是民俗的魅力之所在。
民俗的起源,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多与原始崇拜有关。在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极其低下,人们对天体自然现象知之甚少,对人类自身的生命体亦知之甚少,于是便把大自然的一些现象归结到想象中的神灵使然,并由是产生敬畏的心理,诚惶诚恐,顶礼膜拜。于是出现了对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的信仰,对海神、山神、灶神或火神的信仰乃至对祖先灵魂的信仰,这些信仰便成为民俗起源的肇始。如古人由于缺乏对宇宙天体的科学认识,将月缺月圆当作悲欢离合的象征,幻想月宫里有神仙菩萨,于是产生对月亮的崇拜,每年中秋之夜进行祭拜。这种崇拜同时也反映了古代长期战火连绵,国破民穷,家庭破碎,人民望月思乡、怀念亲人,渴望团聚和幸福的美好愿望。
有些民俗则源于人文传承。春秋时期晋国名士介子推曾跟随晋国公子重耳逃亡他乡,危难之际曾割股烹肉救主。重耳返晋当上国君后,介子推重道义而蔑权贵,故而隐居深山“士甘焚死不公侯”。人们感念景仰介子推的品格,在介子推焚死这天(清明前一天)不动烟火实行寒食,“寒食节”由是而来。战国时期楚国大夫屈原忧国爱民,在抱负得不到实现时,便以身殉国以死抗争,于农历五月初五日投汩罗江而死,这是发生在公元前278年的事情。人们怀念屈原,为了避免屈原的遗体被鱼龙吃掉,争向划船捞救,并向江中投放用楝叶包制的米食,之后便诞生了“端午节”及吃粽子、赛龙舟的风俗,世代纪念这位伟大的诗人和爱国者。另外,“竞赛性活动,有锦标、夺标之说,或谓之锦标赛,锦旗是其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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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荣誉标志。考其语源,则出自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竞舟夺标游艺民俗。后世作为标的和荣誉标志的锦标,乃古来竞舟游艺获胜的标赏。”[4]可见,民俗的人文精神取向乃是爱国、爱民、正义和善良,是人民群众美好愿望的慰藉和处身立世的准则。
有些民俗源于封建帝王宫室的倡导和推崇。西汉文帝刘恒依靠大将军周勃、陈平等人戡平“诸吕之乱”,夺回刘氏皇位并经后世几代君王的精心治国,实现天下大治,史称“文景之治”。文帝平乱之日正是农历正月十五日,为了纪念这次平乱成功,每年正月十五日,汉文帝及其大臣都要微服民间,在京城张灯结彩,载歌载舞,通宵达旦与民同庆。因正月为元月,“夜”为“宵”,这一天便被称作元宵节。至唐代,元宵灯节更是盛况空前,唐玄宗每逢元宵即命禁城大张灯彩,通宵达旦。至宋代元宵节已在民间广为流行。可见,有些民俗节日的确立和流传,帝王宫廷的倡导起到重要作用。及至今日,元宵节可谓历经二千余年而不衰,不能不令人对民俗文化的巨大张力感到惊叹!
民俗的更多起源,则来自于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所创造的二十四节气和为了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代代传承的科学环保意识。他记录了先民们的创造力和聪明才智。二十四节气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一个巨大贡献。早在春秋时代,我国劳动人民就运用晷测量日影的方法,定出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个节气,做为农事活动中春种、夏管、秋收、冬备耕的依据。到了秦汉时代,在上述四个节气的基础上,又确立了一年中的二十四节气。西汉时期问世的《淮南子·天文训》完整地记录了二十四节气的名称。其中表示寒来暑往的节气8个: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象征气温变化的5个:小暑、大暑、处暑、小寒、大寒;反映降水量的7个:雨水、谷雨、白露、寒露、霜降、小雪、大雪;反映物候现象和农事活动的4个:惊蜇、清明、小满、芒种。为此劳动人民总结出具有指导性的歌谣并广为流传,如:立春阳气转,雨水沿河边;惊蜇乌鸦叫,春分地皮干;清明忙种粟,谷雨种大田;立夏鹅毛住,小满雀来全;芒种开了犁,夏至不穿棉;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立秋忙打垫,处暑动刀镰;白露忙收割,秋分无生田;寒露天渐冷,霜降绿叶变;立冬交十月,小雪河封严;大雪交冬月,冬至不行船;小寒三九天,大寒就过年。在农耕时代,农民进行农事活动都是依据二十四节气的传统方式进行农事安排和耕作,年复一年,周而复始。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农耕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自然界季节变化的客观规律,这些规律表现出极强的科学性,对农事活动具有极强的指导性,成为人们共同遵循的一种勿须行政干预的行为准则,久之相沿成俗,深入人心,至今仍在发挥农事指导作用。
除二十四节气外,民俗历法也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早在公元前17世纪以前的夏代,我国就已开始使用历法,故称之“夏历”。夏历一直沿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直至1970年才更名为“农历”。之所以被称为“农历”,是因为他对指导农业生产有着重要意义。农历一个月平均29.5天多一点,农历年一年的平均天数比太阳年(即阳历、公历)相差约11天。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在每19年里设置7个闰月年。有闰月之年称闰年,闰年则有13个月。这样就解决了在一个月中出现半天的情况以及农时与实际节令脱节的问题。
传统的环保习俗,则反映了劳动人民热爱家园、和谐共处的生活态度,按当代的观点就是可持续发展。我国自古就有保护鸟类、青蛙、蜜蜂的习俗,特别是对燕子这种益鸟情有独钟,古代诗人的许多咏燕诗作便是最好例证。居民家屋檐下有燕子筑窝视为吉祥,善加保护。旧时,一般一个村屯有一口或几口水井,做为大家共同的饮水源,居民视饮水与粮食同等重要,故维护村屯共用水井卫生历来受到重视,一般都能自觉地保护水源安全,不在井边堆放杂物和不洁物,不在水源近处便溺或洗涤衣物,村中青壮者义务定期淘浚水井,以保持饮水洁净、安全。城乡居民对树木花草备加爱护,尤在农村,家家户户均有在房前屋后栽植果树的传统习惯,既可采摘食用,又可美化环境。河边路旁广植杨、榆、柳、槐各类树木(但有宅前不栽杨,宅后不植柳的习俗)。春暖花开之际,十里八村繁花似锦,绿荫掩映,许多村落至今生长着树龄百年乃至数百年的古树名木,彰显出劳动人民与大自然的和谐关系和强烈的环保意识,透视出人民群众居住文化的优良民俗传承。
民俗既然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伴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民俗的一些表现形式也在发生变化,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如一些带有明显封建迷信色彩的积弊陋习,逐渐为社会新风所替代,有些传统民俗也融入了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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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和人们观念的变化。
三、民俗文化的现实意义
民俗做为一种广泛的社会存在,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巨大载体,几乎所有的民俗现象无不蕴涵着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象是一部弘扬民族精神的时代列车,将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族特征和心理、语言、行为方式,做为一种标识代代相传,进而焕发出巨大的爱国主义情愫。民俗,是民族认同的纽带,而中华儿女的民族精神则是爱国主义的核心。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的思想支柱,是各族人民团结、战斗,共同开创锦绣前程的精神源泉。正如列宁所说,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5]。民俗现实意义的核心就在于此。
民俗是时代的镜子和社会的窗口,一个国家、地区的全面情况,几乎都可以借助民俗这面镜子和窗口反映出来。古文献《尚书》有“天子巡狩,观民风俗”的记载,我国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对民间风俗的观察和引导,以检验政治得失、民心向背,做为治国施政借鉴。学者楼钥在其《论风俗纪纲》中说:“国家之气,全在风俗;风俗之本,实系纪纲。”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义·序》中说:“为政之要,辨风正俗。”郑晓在《论风俗》中说:“夫世之所谓风俗者,施于朝廷,通于天下,贯于人心,关乎气运,不可一旦而无焉者。”上述历代学者论述风俗的核心都在于:国家的风气,与风俗习惯有着密切的关系,而风俗的本质作用关乎社会秩序和国家的法纪。古代如此,当代亦如此。
民俗的现实意义具体说体现在4个方面。
一是民俗是凝聚民族精神的粘合剂。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甲骨文中即出现结构完备的“龙”字,迄今已有三四千年的历史。传说中华民族的祖先“龙身而人面”,这种“炎裔黄胄”之说一直流传至今天,于是中华民族的子孙便称作“龙的传人”,对龙的图腾崇拜有加。龙实际上是各种生灵的集合体,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不管是国内的中国人还是旅居国外的侨胞,都会在“龙的传人”的旗帜下,团结协作,形成巨大的凝聚力,从而升华成鲜明的民族精神,增强民族的自尊和自信,提高振兴中华民族的勇气和自觉性,这不能不归功于民俗的潜在原动力。还有一些诸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民俗节日,是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节日,每逢佳节倍思亲,同根同种同节同庆,对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是任何其他形式所取代不了的。
二是民俗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大舞台。民俗活动的内涵多以儒家文化为根基,尊师重教,抑恶扬善,扶贫济困,百善孝先,保护儿童,礼仪廉耻,和睦邻里,礼貌待客,伦理道德,渔民互救,保护环境等民俗活动,无不彰显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为建立和谐社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强大的动力。这些民俗活动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自觉恪守,代代相传。此外,伴随着社会的进步,通过“移风易俗”,还可以有效地发挥改造社会的作用并不断推陈出新。“民俗的社会规范、教化和调控功能,决定了辨风正俗对于社会稳定、社会发展的重要。……面对社会变革时代的道德危机,可采用的对策之一,便是重新审视、评价旧有的传统道德体系,并通过辨风正俗来选择、净化现实的道德风尚,用符合现代文明的道德准则来规范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使之健康、有序、有益社会进步。”[6]在改革的大潮中,世代传承下来的民俗,凡对社会生活起积极作用的,将保存并发展下去,为建立和谐社会服务;凡与新的社会生活格格不入的,必将为广大人民所抛弃并从传统习俗中被淘汰,崭新的道德风尚不断涌现并得到健康发展。
三是民俗是展示国地情的一个渠道。中国历来有“入乡随俗,待客问忌”的谚语。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国际交往增多,国内地区之间交往频繁,民俗做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现象其发挥的作用也随之更加鲜明。每一个国家都有其特定的风俗与习惯,在礼仪、饮食、服饰方面既有共通之处,又有明显差异和某些方面的禁忌。只有交往双方对交往对象的风俗都有所了解,才能话说到一起,事办到一起,和谐相处,达到预期的工作目标。一些工作在大连、生活在大连的外国友人,他们往往是通过地方风俗的渠道了解中国文化,加深了对中国这个文明古国的解读,在这种环境里,民俗就已经登上了大雅之堂,成为国际交往的纽带,增进相互了解,直接为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服务。与此同时,随着国际交往的增多和区域间的频繁联系,各地风俗相互渗透,影响、熏陶,人们对风俗从形式到内容有更多的选择,从而形成开放式、多层次、五彩斑斓的时代特征,体现了社会的进步。
四是民俗是法制建设的奠基石。法律和政策的制订,离不开国情地情。而民俗是国情与地情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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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的体现。民俗活动虽然主要表现在人民群众身上,但是民俗的各种表现形式无不彰显时代的烙印和文化传承,总是受到民族、阶级、社会结构、信仰、艺术、语言等文化传统的制约,具有历史性、地方性、传承性和变异性,民俗所派生出来的能量是巨大的,不可忽视的。由“俗”到“礼”,由“礼”到“法”,古今中外,民俗与国家政策法令无不有着密切的联系。国家的政治措施必须附合国情民情,而民俗对国家和地区来说,正是民心、民情、国情的标志所在。一村一乡之俗对乡规村约有制约作用,一个国家的政策法令也必然以民俗的取向做为基本依据。譬如婚姻法的制定,往往都是以历代的婚俗特点为基础。我国当代婚姻法的许多细则,也都是在对现代婚俗进行研究之后制定的。严格禁止近亲(姑表亲)结婚,是以对旧时延续千年的恶俗产生严重后果的研究做为依据的。火葬习俗的推行,以其科学性取代土葬并以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成为全民性的处理死者的文明形式,由此,“俗”便升华为“法”。此外,在法律与道德之间,民俗往往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民事审判和民事调解中,民俗伦理道德的倾向性经常成为判案的重要依据。
总之,民俗做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现象和特殊的心理、行为法则,其蕴涵的能量是巨大的,他不仅与教育、心理、伦理、语言、法律、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还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人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关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安定。民俗就在我们身边,其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其精粹部分正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闪光点。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民俗承载着传统文化不断延伸的神圣使命,挖掘民俗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使之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一项光荣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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